粟裕手下的一名团长带领全团几百名士兵叛变投敌，粟裕在得知此事之后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说投敌的汤景延是个英雄。

1943年的春天，那会儿的局势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。随着苏北、苏中、苏南新四军的不断壮大，日伪军如芒在背，调集了大量正规军和伪军对苏中抗日根据地展开大规模的残酷“清剿”。日寇把第一个目标就死死盯在了四分区的通海五县：南通、如皋、海门、启东、崇明。这地方可是连接南北的咽喉要道，一旦失守，后果根本不堪设想。

为了从内部瓦解咱们的力量，日寇玩起了“以华制华”的阴招，派出特务像苍蝇一样到处乱飞，疯狂策反意志不坚定的队伍。这时候，身为本地人、又在国民党部队里混过、手底下还攥着600多号人马的汤景延，自然就成了特务眼里的“香饽饽”。

当时盯上汤景延的汪伪特工头目有两个，一个是南通“清乡公署”主任张北生，另一个是特工总部南通特工总站站长姜颂平。姜颂平最为积极，他派出了曾经跟汤景延共事过的得力干将陆某去“拉皮条”。

陆某上门后一顿“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”。汤景延多聪明啊，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表面上打着哈哈说“此事关系到我几百个兄弟的性命，我要与兄弟们商量一下”，转头就跑去向粟裕汇报。

当时的粟裕正愁怎么打破敌人的围剿重重铁幕，一听这情报，脑子里瞬间闪过一道光。一个大胆到让人头皮发麻的计划诞生了：将计就计，你带着队伍假投降，直接插到敌人的心脏里去！

为了把戏演到极致，汤景延随后亲自去南通县城见了姜颂平。他一通大吐苦水，抱怨新四军待遇差、不信任自己，同时抛出了自己的底线：脱离新四军可以，必须保留原有建制，并且要在原地驻防。日本人权衡再三，竟然答应了，把汤团改编成了“外勤警卫团”。

在出征前的动员会上，不少新四军战士根本想不通，红着眼眶质问为什么要当汉奸。汤景延语重心长地安抚大家，这只换一种斗争方式，穿敌人的衣服仅仅是暂时的。为了确保队伍纯洁，汤景延和新派来的政委顾复生、副政委赵济民一起，把不适合潜伏的官兵调走，又悄悄安插进去了30多名优秀的共产党员。

1943年4月15日凌晨，大戏正式上演。为了骗过姜颂平的耳目，粟裕专门安排部队与汤景延“激战”，顺手还击毙了三个原本就判了死刑的真叛徒。这一见血，特务的疑心总算是打消了大半。

为了进一步骗取信任，汤景延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个“腐败军阀”。 汪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一高兴，当场宣布晋升汤景延为少将旅长。

披着这层皮，汤景延的操作就更加行云流水了。他利用手里的“权力”，跟其他汉奸一样做起了生意，开了个名叫“协记公行”的企业，自己当大老板，政委管财务，分行开满了各个港口。表面上他是发国难财的伪军少将，背地里，他把换来的海量物资，源源不断地顺着这条敌人眼皮子底下的隐秘运输线，悄悄送到了新四军的手里。 这潜伏的活儿充满了血腥和残酷。这毕竟是600多人的队伍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。汤团的参谋长苏农进城后没把持住，真真切切地堕落了，成日笙歌燕舞，沦为了日伪特务极易突破的危险缺口。政委顾复生找他谈话，他居然反问“为什么汤团长可以，我就不可以？”面对这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，汤景延没有任何妇人之仁，借口上级叫去汇报工作，当天晚上就将苏农果断处决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队伍在敌人内部整整潜伏了167天。日伪军终于开始忌惮这支部队，试图将汤团改编成“教导二大队”，并分散到十几个村镇驻防。汤景延敏锐地察觉到这是敌人分化吞并的信号，而此时搜集情报的任务也基本完成。粟裕当机立断：时机成熟，立刻破腹而出！

汤景延借着二营长周显才结婚的由头，在9月29日晚摆下了一场“鸿门宴”。他故意放出风去，邀请周边的日伪军头目都来喝喜酒。这帮特务还在酒桌上推杯换盏，根本不知道死神已经举起了镰刀。

时间一到，原本在屋里打牌的警卫瞬间拔出枪对准了特务。特务们还懵着喊“都是自己人”。

“什么自己人，我是新四军！” 汤景延一语道破天机，随后果断开枪。

枪声就是命令，分散在各处的十几支队伍同时发难，一夜之间拔掉了敌人的十几个据点。第二天，汤景延带着全体官兵，高举着新四军军旗，携带着大量日式武器装备，奇迹般地回到了苏中军区。表彰大会上，粟裕毫不吝啬他的赞美，高声肯定了汤景延就是我军的大英雄！

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，汤景延为了争取和平，派大儿子汤新民去劝降一个顽固的伪军头目，结果儿子被残忍地抛入江中壮烈牺牲。到了1948年初，汤景延作为苏浙边区游击纵队政委进入浙东，却因为叛徒出卖，在上海登陆不久便陷入敌人重围，负伤被俘。

面对国民党特务开出的高官厚禄，这位曾经把日伪军耍得团团转的谍战大师，却选择了最刚烈的回应：守口如瓶，坚贞不屈。

最终，在1948年5月14日，汤景延在刑场上英勇就义。